第二，随着冷战史研究中“修正学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中开始出现了重评艾森豪威尔的决策地位和作用的论著，“修正学派”的主要论点初露端倪。[10] 曾在约翰逊政府内担任要职的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在《魔鬼与约翰·杜勒斯》中就中国的动机和美国的目标等问题对传统学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胡普斯认为，中国的目标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表明中国并非消极接受美国通过同国民党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强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另外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对台湾发动两栖进攻的军事能力，炮击并不是进攻台湾的序幕，甚至连封锁或进攻金门的打算都令人怀疑。至于美国的政策和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胡普斯基本上否定了传统学派的论点，他赞扬美国以“警惕和决心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狭窄而危险的地带中涉险过关”，艾森豪威尔全力以富有技巧的路线指导政府的决策；“他看待问题的角度更为开阔，保持着出色的协调能力，设法保持对政府的控制，包括控制政府内部那些同总统的和平目标相左的强有力的因素，尽管这种控制有时是不稳定的”。[11]
第三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呈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已不仅仅囿于历史学家，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研究行列，他们利用其专业特长，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角度，并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局限性，从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入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政治心理学》杂志（Political Psychology）、《政治学季刊》杂志（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以及《国际关系研究季刊》杂志（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等刊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修正派史学家研究的阶段性和重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不少研究台海危机的有份量的著作，修正派史学家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一方面由于学者们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仅重新检讨了危机期间的重要问题，而且还尝试用新方法透视以前研究中鲜有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各种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5年和1986年出版了有关这次危机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以1985年为界，“修正学派”的研究非常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为“修正学派”的研究确定基调，而第二阶段则是从各方面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其论点。
1981年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出版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为台海危机研究的“修正学派”奠定研究方向的代表作，值得详细评介。迪万在研究中并没有利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当时新近解密的档案，而主要利用第二手的论著，并声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呼吁学者进行档案研究，因为这些档案是“慎重地理解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必不可少的。迪万重新界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决策中的关系，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是利用杜勒斯，但也自信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他需要一些具有外交知识与技巧的人”；这样，艾森豪威尔努力使冷战处于控制之中，缓和紧张局势，避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分析结构下，迪万对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的美国决策进行了重新评价，他强调说：“艾森豪威尔不仅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决定了美国的政策，而且使危机得以圆满结束。他采取了杜勒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思想并使之更加准确无误，他没有依赖明确表示使用核报复来恫吓美国的对手……艾森豪威尔更倾向于使共产党人捉摸不透。他为美国政策注入了精心设计的模棱两可的因素。他拒绝公开宣布他是否承担使美国卷入抵御进攻金门、马祖的义务，因此使中国共产党人心慌意乱。当危机变得更为严重时，他使用了慎重的核威胁，既警告了中国人，又没有侮辱他们或刺激他们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妙处就在于，至今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是否会对进攻沿海岛屿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以及他是否会使用原子弹……他在福摩萨危机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行动自由，并对一系列复杂事态的发展保持着控制。”[12]
由迪万的研究开始，许多学者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对第一次台海危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首先，修正派史学家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在外交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安娜·纳尔逊（Anna Kasten Nelson）通过对艾森豪威尔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之间关系的研究，考察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她指出，艾森豪威尔共参加过339次的正式会议，他鼓励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并做出决定；为了协调国家安全政策同外交之间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定期同负责外交决策的官员进行磋商。因此，纳尔逊的结论是，不论在哪里做出决定，“处于决策中心的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3] 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的研究独辟蹊径，认为以往的研究者并未能理解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格林斯坦强调说，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成功地树立了热情、友好以及在措辞上含糊其词的形象；在私下，艾森豪威尔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控制着决策过程。格林斯坦认为：“对明确表明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及国家团结之象征的个人立场和作用，艾森豪威尔是非常敏感的；他那反复斟酌的句法是个公开的计策，用来淡化抨击和避免分裂。当他想表明自己的意图时，他就授权别人如杜勒斯充当艾森豪威尔冷战政策的避雷针。”格林斯坦进而指出，是艾森豪威尔做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而不是他的下属。[14]
在上述分析结构下，修正派史学家重新梳理了总统和国务卿在决策中的关系。贝内特·拉什科弗（Bennett Rushkoff）在一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对危机期间高层决策的进一步研究揭示，“是总统仔细考虑了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是总统的想法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同中共对抗的方式”。拉什科弗分析说，艾森豪威尔似乎很好地理解了与决策相关的军事和政治因素，危机开始后不久，他就自我判断金门地区的军事形势，而非消极地接受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协防这个岛屿的建议。同时，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沿海岛屿的主要政策辩论中都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对军事形势实质的判断，都与当时考虑中的选择方案相吻合。通过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危机期间的电话会谈备忘录，拉什科弗认为“杜勒斯起码是在一段时间内按艾森豪威尔设定的路线行事，而艾森豪威尔则负责制定了对沿海岛屿的政策”。[15] 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在其两卷本的艾森豪威尔传记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主题，甚至称艾森豪威尔对危机的处理“堪称杰作，是他漫长政治生涯中的伟大胜利之一”。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突出之处是，“在危机的每个阶段都有选择的自由，灵活性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最高统帅时的特点之一；作为总统，他坚持保持这种灵活性。他本人根本不知道进攻金马时他将做出何种反应，因为他坚持要等到确切知道了进攻的真正性质之后才能决定如何应付。他真正知道的是，当决策时机到来时自己将有最大的选择余地。”这样，虽然在整个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被相互矛盾的意见所包围，但他唯一采纳的是自己的意见。[16]
当时在“修正学派”中颇负盛名的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遏制战略》中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着手，评价了台海危机时期的美国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的作用。加迪斯在研究中强调了两个问题：信誉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和威慑战略在危机中的作用。盖迪斯指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所以关注沿海岛屿，“并非因为它们对保卫台湾是至关重要的，或是由于同意国民党决定增加在沿海岛屿上的兵力，而在于接受了蒋介石对沿海岛屿重要性的评价，即倘若这些岛屿落入中国手中，台湾的士气将严重受挫，并导致更为重要地区的丧失”，由此也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信誉。盖迪斯进一步指出，由于沿海岛屿靠近大陆，单纯的海空军力量无法保卫它们，“杜勒斯主张使用核武器，而艾森豪威尔则同意杜勒斯的估计，并有意将打算使用核武器的考虑公诸于众……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进攻金门和马祖，艾森豪威尔政府准备使用核武器”。因此盖迪斯的结论是，艾森豪威尔“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威慑方面较为重要的目标，但这一目标是在有限战争的态势下，通过偶然乐意使用原子弹，通过不必要地混淆他试图威慑的东西，通过没有坚持他自己对谈判的承诺以及通过一连串十足的好运”；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是“连贯的，在几乎每一个决策阶段他都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因此就总体而言，艾森豪威尔“使自己的战略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国家利益”。[17]
盖迪斯提出了备受学者关注、同时也是“修正学派”分歧较大的几个重大问题。戴维·迈耶斯（David Mayers）在《打破磐石》一书中，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实质是，以模棱两可的立场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迈耶斯指出，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就意识到，金门和马祖与台湾和美国的安全毫不相关；但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守住这些岛屿，因为“放弃国民党占据的土地，即使是那些没有意义的岛屿，在1954年秋也将会被公众视为莫斯科和北平的又一次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政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放弃这些岛屿，并宣称这些岛屿对台湾的防务并不重要，以此避免美国信誉的丧失；另一方面美国也发出了警告，如果中共轻举妄动，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18] 安布罗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在是否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含糊其词，“从而使得中国停止了进攻”；同时艾森豪威尔“要在他圈定的范围内留有选择，如果他不得不进行原子战争，他要对所使用的武器进行选择”。因此，安布罗斯不同意盖迪斯的结论，他强调指出，艾森豪威尔“从未非使用原子弹不可，没有把整个世界投入战争之火，并在不丧失领土和威望的情况下维护了和平”。[19] 伦纳德·戈登（Leonard H. D. Gordon）从分析危机期间美台关系的演变出发，认为美国在五十年代形成了“不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武力”的政策，从而也无从谈起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戈登指出：“在整个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同情国民党重返大陆的事业和最终目标，因此美国继续给国民党军援，其限度则在于使国民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用于自卫，而非使之反攻大陆。”由此戈登明确认为，艾森豪威尔“通过把军事威慑的防御战略同政治上对约束力发挥其影响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从而灵活地同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这种平衡的形成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取得的值得称道的成就”。[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