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斯托尔帕（Thomas E. Stolper）的《中国、台湾与沿海岛屿》是“修正学派”研究中的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这部著作广博史料，不仅利用了白宫备忘录系列档案、立法会议记录系列档案、杜勒斯口述史资料、兰金文件和顾维钧回忆录，而且还参阅了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如《人民日报》及英文版的有关中国外交和台湾问题的文献，同时还引用大量第二手的论著，是研究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力作。斯托尔帕首先重新界定了“危机”的概念，他指出，对中国人而言，国际危机是“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军事冲突的局面并不总是危机”；同时，“危机”一词还意味着局势失去了控制。根据这种判断，斯托尔帕并不认为在台湾海峡的对抗是“危机”，他在书中使用了“事件”这个词。关于中国炮击的动机，斯托尔帕强调：“1954-1955年的台湾事件并不是针对大陈或金门，而是北京所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斗争，旨在防止美国象沙俄和苏联分离外蒙古那样，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因此中国的动机就是“坚决保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并不意味着要夺取几个小小的沿海岛屿，而是要防止任何改变台湾地位的企图，因为此种改变可能会使台湾永远为北京的能力所不及，除非以一场世界大战的代价”。关于美国远东政策的长期目标，斯托尔帕通过分析认为，“是将台湾拉入太平洋防务体系，以便为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寻求国际上的支持”；这样，“建立独立的福摩萨要求放弃沿海岛屿，而支持国民党则要求守住这些岛屿”。但艾森豪威尔看到了这种矛盾，同时也意识到放弃沿海岛屿将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对此，斯托尔帕指出，由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国内外的制约因素，使美国既不能放弃金门和马祖，也不能承诺保卫这些岛屿，因此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给中国一个不明确的局面，艾森豪威尔希望北京明白，不要使他处于一个他不得不做出明确决定的境地。”斯托尔帕还认为中国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如清除了浙江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加强了福建前线以及使美国明确表示不支持国民党侵犯大陆等。[21]
从1985年开始，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美国外交档案文献相继编辑出版，这不仅激起美国学术界对五十年代中美关系研究的热潮，更对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现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证明就是，从1985-1990年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数量可观，其中不少是出自留美中国学者之手，颇具影响。在八十年代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修正学派”依据新的史料，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美国对苏政策同其对华政策的关系、苏联在危机中的作用、核武器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危机的重要后果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多层次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批影响不小的成果，进入了八十年代“修正学派”研究的第二阶段。
关于台海危机的起源，修正派史学家进一步发挥了“传统学派”的论点，研究了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作用。迈耶斯论证了中国安全环境所受到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和东北亚安全体系的建立；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政策也是造成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突然爆发的主要原因”。迈耶斯进一步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可以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从距离自己非常近的沿海据点赶走，这将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炮击金门也显示了中国的决心，表明她并不屈从美国不断增加的对台湾的支持”。[22] 诺曼·格雷伯纳（Norman A. Graebner）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对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对亚洲共产主义的态度，并认为这种态度反映到中美关系上就表现为对中国的“不承认政策以及强调这一政策的放肆语言，这在美国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反华一致性”。格雷伯纳虽然相信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度反应刺激了中国，迫使中国采取行动，但他强调艾森豪威尔在危机期间“保持了克制，并没有去防卫沿海岛屿，而是推测中国并不会进攻这些岛屿，从而使总统立场坚定，同时也维护了美国爱好和平的声誉”。[23]
从美国对中苏同盟之政策的角度审视危机期间美国的政策，是“修正学派”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并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的命题。有关楔子战略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早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纽约时报》就发表了题为《莫斯科和北平：西方能打进一个楔子吗？》的文章，最早公开论及了这个问题。迈耶斯在《打破磐石》一书中系统论证了美国分裂中苏同盟的政策，他指出，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它提出苏联不能满足的要求，以此削弱共产主义同盟。“对同盟施加冷酷无情的压力最终就是要使之解体，这个万全的方法合理有效，同时这一政策的设计也未触犯美国的保守观点。”根据这种分析，迈耶斯认为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如果没有外来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消除来自金门和马祖的威胁；只有依靠苏联的帮助，中国才能迫使帝国主义退缩到台湾。”因此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台海危机期间的政策，就是要对中苏同盟关系施加压力。[24] 盖迪斯发挥和深化了迈耶斯的主题及论述，他指出：“考虑到阻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或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内政治压力，考虑到国会支持蒋介石的程度，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放弃绥靖而选择压力政策作为加剧莫斯科和北京紧张关系的最佳办法。”这一思想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头两年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第一次台海危机就是对这种压力----楔子战略的考验。盖迪斯强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中公开支持蒋介石守住沿海岛屿的决心，甚至到了看来威胁要使用原子弹的地步；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反应……但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把他们在金门和马祖的强硬路线简单地看作一条安抚国内选民的路线，它的意图还在于使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25]
由楔子战略的这一论题延伸，修正派史学家还考察了苏联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的作用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迈耶斯指出，苏联在危机的关键时刻“袖手旁观”，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西德加入北约的问题，它担心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使自己不能专注于关键的欧洲事务，并使自己卷入同美国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的危险之中。苏联的支持仅限于定期对华盛顿口诛笔伐一番。更有意义的是，苏联在危机期间并没有利用美国在亚洲的麻烦，在欧洲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因为对苏联而言，有限的美苏谅解比同中国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要更为重要。”迈耶斯强调说，杜勒斯在危机中还意识到，“苏联将对中国不断施加压力来避免战争”。[26]
八十年代后期修正学派研究的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论述了核武器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在研究深度和结论上尚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但毕竟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八十年代末出现了几部有份量的论著，整理和分析了核武器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布兰兹（H.W.Brands,Jr.,）从核武器的角度研究了信誉与台海危机期间的危机处理，他认为在沿海岛屿问题之所以出现决策困境，其关键在于美国对信誉的考虑，布兰兹从两个方面做了论证。首先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共和党政府可以轻率地无视支持国民党的议员集团的意愿，这是政治上不容忽视的因素；“艾森豪威尔肯定在寻找在面临侵略时避免明显退却的途径，他相信，超级大国必须保持其信誉”。其次是1954年美国的基本战略态势，布兰兹认为在危机爆发前十个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作了根本的改变，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布兰兹指出，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不能同时保持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两方面的威慑，因此主张“在与共产党发生冲突时使用核武器……从一开始，大规模报复战略就涉及到信誉问题”。布兰兹通过研究认为第一次台海危机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早期试验”，因为“美国在1954年秋所面临的是对其核威慑信誉的侵蚀，由于政府已开始削减常规力量，当时已越来越依赖核威慑”。布兰兹颇为正确地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提高其基本防务的信誉程度，是危机中产生许多紧张局面的原因。”但他接着断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故意去寻找藉口来展示其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政府官员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挑战，他们就希望证明核威胁似乎是合理的，使他们不愿去寻找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在布兰兹看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成功地避免了战争，同时捍卫了美国的立场；但他们的成功既归功于处理危机的技巧，也归功于幸运。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同美国的安全毫无关系的问题上，被迫走到一场大规模冲突的边缘，尽管他们不断试图缩小美国的承诺，以便排除那些不值得防御的地方；然而，由于受国内政治需要的制约，受国际信誉考虑的制约，同时也受其战略政策限度的制约，使他们最终没有那样做。”[27]
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在《危险与生存》中对危机中核武器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这位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核问题专家虽然同意美国决策者对信誉的考虑极大地影响了危机的处理，但有关核武器的作用邦迪认为至少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美国进行过核威胁，这些威胁在有限的时期里不能说不成功，其目的在于威慑而非强迫；第二，艾森豪威尔“争取永远不被迫决定是否使用它们，他愿意让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带有某些威慑的份量”；第三，危机真正的争夺是小规模的常规冲突，艾森豪威尔“也许要比中国领导人略多地想提高赌注，但他的意愿并不表明他想扩大战争。”因此邦迪声称，第一次台海危机至少表明，“美国有一位总统没有混淆准备威胁与渴望使用的概念。在他努力避免接受失败还是发动核袭击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时，他比数他的原子弹更加仔细地视察登陆艇的行动。”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在其颇为畅销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同意邦迪的分析，认为艾森豪威尔并不准备使用核武器，“在每次涉及使用核武器的危机中都要利用盟国和国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对官僚机构的惯用手法了如指掌，在这一点上他不比任何人差”。[28]
关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后果与教训，布兰兹指出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他说，对美国而言，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就是，“由于其他原因在其他领域中所做出的决策，在爆发危机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艾森豪威尔之所以采取新面貌，主要是一个削减防务开支的举措。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过多地依赖原子武器将限制其未来选择时，他肯定没有想到，在决定几个靠近中国的无关紧要的小岛是否会进行核战争时，他会失去控制”。[29] 有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后果，大多数修正派史学家都接受了约翰·路易斯（John Wilson Lewis）和薛理泰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中所提出的核心论点：即美国在危机后期对中国所发出的核威胁，是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发展自己核力量的重要动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