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布什外交思想的“布什主义”不仅在美国国内外政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而且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论战。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布什主义究竟是美国外交思想的一场革命，还是美国外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体现了“布什主义”所具有的重要的社会和学术影响。

外交史学家的论争：布什主义和美国外交思想传统

美国外交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论点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首先，一派美国外交史学家坚持，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体现了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布什的言辞和行动深深植根于美国外交的历史之中。以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和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拉菲伯(Walter LaFeber)为代表的学者持这种观点。[①]

莱弗勒虽然强调布什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他认为这并非表明布什的政策没有重要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构成“革命”。莱弗勒指出，在美国外交史上，威胁、利益、理想以及力量这些因素彼此之间通常都有动态和变化的关系，在具有强烈的威胁感的时候，对价值观的维护就会增强，而且包括在对利益的深思熟虑之估量之中，而对价值和理想的维护有助于激发公众对力量之动员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具有一种可以重新排列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能力，但美国外交政策的梦魇就是这种关系永远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受到不断变化的威胁观的影响。莱弗勒强调，批评布什外交的人往往只注重其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霸权，而忽视了布什政策中所强调的美国外交极其传统的目标，即“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事实上，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促进形成有利于自由的国际秩序。而这些目标对布什的外交政策而言几乎没有什么“革命性”，因为这些目标可以在门户开放的照会、十四点、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大西洋宪章、杜鲁门主义以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中找到相同的表述。在莱弗勒看来，布什国家安全战略中富有“革命性”的内容在于，据称是不再考虑威慑、结盟、多边主义以及遏制，以便推行一种以先发制人、预防、单边主义和霸权为特征的战略。但莱弗勒强调，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因为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已存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对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干涉，就在多年前被比米斯(Samuel F. Bemis)成为“保护性的帝国主义”(protective imperialism)的干涉形式，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对美国安全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舰只遭到德国潜艇攻击时宣称，美国要采取预防性的行动。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尽管没有考虑对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战争，但在对付“当地共产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们一直考虑采取单边的甚至是预防性的行动。莱弗勒指出，冷战时期的美国决策者同布什一样，同样决心要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这种政策或战略态势在冷战结束后并无太多的变化。而事实上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还有很大的提升。莱弗勒指出，当威胁感很强烈时，美国外交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利益与理想之间的平衡。因此布什外交政策中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观和理想如何超越对利益的考虑，强大的军事力量如何改变了政策，以及冒险如何压到了审慎。

另一方面莱弗勒也承认，“9·11”事件使布什政府对美国易受攻击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威胁感促生了进攻性的战略，但远不止这些，它还提升了价值观和理想的内涵。莱弗勒进而指出，同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一样，当威胁感很强烈时，决策者就倾向于采取在言辞上强调理想和价值观的战略。反之，当威胁感降低时，官员们则倾向于强调利益。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具有规律性的一种演进。[②]

拉菲伯同意莱弗勒的分析，强调国内因素对布什外交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证了布什主义所体现的美国外交中的“规则”。拉菲伯认为，布什主义有一系列的目的，其中一些目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体现了美国人民的特性。拉菲伯强调，“对布什主义而言，外交政策只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战术，是国内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外在表现；这并非是‘现实主义’，或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政治，因为美国拥有比任何潜在的对手或所有对手加在一起都更为强大的实力，均势的方式看起来并不适用”。因此，布什政府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以国内情况为出发点的，并根据国内的需要加以发展。这同一成不变的现实主义国家的旧式模式没有任何关联，但国内辩论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国家安全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布什主义的目标就是替代这样的国内辩论；布什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摧毁那些以美国作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论这些组织在哪里。如果盟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那么盟国才能发挥有用的作用，否则就出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据此拉菲伯提出一个引人思考的论点：美国外交中存在着一种规则，“美国例外论加上美国力量的本质就等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功效”，即例外论加上力量等于单边主义。拉菲伯进而强调说，这个规则揭示了，美国力量的历史性的增长是如何扩展了单边主义适用的范围，以及又如何提升了美国决策者对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信心。这个规则在“9·11”事件后有了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恐怖袭击挑战了美国人有关美国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信念，美国突然之间变得同肯尼亚、以色列、俄罗斯和日本那样易受攻击；为了实现美国的目标，美国必须加大同军方的合作。[③]

不过，支持布什主义的外交史学家也对布什的外交政策颇有微辞。他们大致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比莱弗勒所分析的有着更为深厚的根源，“它深深植根于整个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历史之中，并深深植根于现代性的本质之中”。当布什以“他同上帝的个人关系”的方式，特别是以自己对国家命运几近神话的信仰的方式，来展示他对国际事务的毫无经验以及不计后果地无视盟友的观点的时候，他的确没有很大地偏离波尔克、威尔逊或者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和世界观。[④]

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也加入了论战的行列，他倾向于正面评价布什主义。他在具有广泛学术和社会影响的《变革的大战略》和《惊人之事、安全和美国的经验》中指出，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发表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这些报告重复既有的立场，由不同的委员会在一起粗制滥造，措辞平淡无奇，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没有一份激起公众激烈的辩论”。而布什政府的报告则有以下几点创新之处：把恐怖分子同暴君等同起来，视之为危险的根源；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同克林顿时期主张维护小国权益的公平原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君产生的根源。因为布什政府显然相信，贫穷并不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而是由于恐怖分子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自己的代表机构而产生的怨恨，因此在政治上唯一的发泄就是宗教狂热主义，因此，美国战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民主扩展到世界各地。在盖迪斯看来，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运作和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分析，同严谨的学术思想是一致。布什否定了克林顿政府的以下假定：即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冷战后时期是不可逆转的，美国所要做的就是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来“扩大”这一进程。而布什政府则强调力量与原则的关系并不矛盾。不过盖迪斯也指出，布什政府还没有认识到国内政治同大战略之间的联系，这是布什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失误。盖迪斯对布什主义的评价是：它“可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美国大战略的最为重要的重新系统的阐述，其风险是巨大的，尽管可能没有冷战开始之时遏制战略的设计者所面临的风险那么大；其隐藏的危险也很多，也不能保证这一战略一定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