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另一派外交史学家强调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同以往的美国外交政策相比，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在于：第一，布什的外交政策将把美国引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从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变化；第二，预防将成为美国领导人至关重要的行动选择；第三，其他强国没有力量挑战或制约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不受任何制约是布什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些学者指出，美国的意识形态现在可以比其它利益更为重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有效地制约美国。因此，对布什政府而言，这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抛开过去的盟国、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地，并相信由于美国道义上的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是能够做到的。同时，“由于布什总统认定他在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历史学家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对布什主义持批评态度，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代表人物之一。在施莱辛格看来，“布什总统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他批判了赢得了冷战的战略，即通过联合国、北约以及美洲国家联盟这样的一些多边组织，将遏制和威慑结合起来赢得冷战。布什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一切……布什先生用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获得和平这样的政策，取代了通过防止战争来取得和平这样的政策。”[⑦] 这一派学者进一步批评说，通过宣称美国将在正在出现的那些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对它们采取行动，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试图把有关“先发制人的行动”的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原则，变成一个有关“先发制人战争”的、在法律上令人怀疑的主义。这些学者甚至指出，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布什主义的“革命性”就在于，任何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如果拒绝接受长期以来形成的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拒绝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除自卫或安理会授权外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拒绝接受纽伦堡审判时所做出的“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就是犯罪”的裁决，这样的领导人确实在实践一种革命性的政策。他比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更适合“无赖国家”这个称呼。[⑧]
政治学家视野中的布什主义和当代美国的大战略
美国政治学家对布什主义的评价也是泾渭分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维斯(Robert Jervis)是支持布什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颇具影响的《理解布什主义》一文中说，布什“明确阐述了一项长期的计划，其中需要一些同一个帝国极为相似的东西”；尽管布什及其幕僚对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观点是现实主义的，但他们有关外交政策之根源的信仰则是理想主义的。杰维斯指出，布什的目标特别雄心勃勃，“这些目标不仅涉及到对国际政治的改造，而且还涉及到对难以对付的国际社会的改造；这些不仅仅被视为是为了美国安全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美国安全的一种手段”。因此，如果这些手段“不被盟友视为是对它们至关重要利益的侵犯，那么也肯定会被美国的对手视为是侵犯了其至关重要的利益”。杰维斯在分析布什主义的动因时指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美国并非维持现状的国家，其动机不是自私的，而是“力量、忧虑意识到的机会这些因素的组合，这种组合导致美国试图重新塑造世界政治，并重新塑造国际社会中的许多成员”；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具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传统理想，他们视美国为一个“革命国家”。由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同其国内政体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需要美国民主的扩展。他强调布什主义能否成功受制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国内的因素。因为布什政策的基础是，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受欢迎的；如果其政策在国内受到那些自认为可以从中获益的人们的反对，那么这一政策就不会持续长久。其次是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有关恐怖主义的情报、失败国家的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等等。这样，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之世界蓝图的命运就掌握在其盟国的手中。杰维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即布什主义是“试图推进世界各国和人民更为广泛的利益，还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更为狭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避免帝国的诱惑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⑨]
同外交史学家不同的是，许多政治学家强调布什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场革命，并发表了许多论著阐释自己的论点，著名政治学家、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达阿尔德(Ivo H. Daalder)和美国对外关系学会副主任林德赛(James M. Lindsay)的观点最具典型意义。他们在《不受约束的美国：布什外交政策的革命》一书中指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布什发起了一场外交革命。这场革命并不是要改变美国的海外目标的革命，而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革命。在他执政的头30个月中，他抛弃或是重新界定了指导美国如何在海外行事的许多基本原则。他依靠美国的力量，采取单边行动，而不太依靠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他推崇先发制人的主动原则，不再强调威慑和遏制的被动原则。他推动武力阻止、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及导弹防御作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手段，他对美国传统的支持以条约为基础的不扩散机制不再予以考虑。对于他所厌恶的政权及其领导人，他宁愿推翻他，也不愿同其进行直接的谈判。在获得海外支持方面，他愿意依靠特定情况下的心甘情愿的结盟，却忽视永久性的联盟。他终止了数十年来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转而利用欧洲的内部分裂。他试图将各个大国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事业中团结起来，拒绝采取试图反对一个大国而制衡另外一个大国的政策。通过改写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规则，这位在其政治生涯中一直被视为才智不足而未受重视的政治家，在国内外的政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甚至评价说，布什在本性上就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表明，他宁愿选择大胆，也不愿缩手缩脚；他宁愿先发制人，也不愿被动等待；他倾向于冒险，不愿临阵退缩”。[⑩]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美国外交的“基辛格高级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和大战略的角度，对布什主义对美国外交和大战略的影响持积极的态度。米德特别论述了美国历史上对待外交政策所存在的四个基本模式，这些模式“它们反映了深刻的宗教、经济和阶级利益，体现了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观点，表达了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米德把这些不同的模式具体分为四个不同的流派：
汉密尔顿派(Hamiltonian school)认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海内外推进美国企业的健康发展；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坚实的联盟是保持国内稳定和在国外采取有效行动的关键。汉密尔顿派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原则是，国家需要依据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威尔逊派(Wilsonian school)所推崇的是“让我们使全球民主化，现在就行动起来”。威尔逊派认为，在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建和平的国际社会的进程中，美国负有道义责任和重大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杰斐逊派(Jeffersonian school)期望以最小的代价、以最少危险性的方法来保卫美国的独立，同时反对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杰克逊派(Jacksonian school)则一贯坚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