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重要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福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是，米德阐述了这些流派在美国历史上的变化和相互补充。他指出：“以商业和财政为基础的汉密尔顿派放弃了他们传统的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作为建立一个霸权强国所必不可少的经济政策；杰斐逊派为了为冷战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而改变了他们历史上对大国政治的厌恶；威尔逊派则把他们有关全球之普世性德道德秩序的观点同美国霸权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而杰克逊派则为残酷而危险地冷战提供了40年广泛而坚定的公众支持。” 米德认为，“9·11”事件改变了国际局势，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战略优先顺序(strategic hierarchy)的变化、政治基础的变化以及公众对外交政策支持强度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米德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实际包含了以下主要的内容：一，由于美国对西半球的垄断，以及在世界各地其它主要地区所存在的均势，美国可以防止任何强国夺取这些主要地区；二，美国的海空军实力可以使美国向那些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所有地区部署力量，而美国的经济战略则是要建立一个经济体系，以此保持美国的富裕足以支持保持其实力战略所必需的军事投入，并利用这一经济体系安抚其他国家。三，改变国际政治的目标。在米德看来，“华盛顿通常还不太清楚在这一领域如何去做，但基本而言，世界应该比现在更加民主，这样才能使美国感到更为安全”。布什政府相信，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同欧洲事态的发展相比，中东地区对美国实际上要重要得多。美国严重关注在一个存在着大量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从而要寻求一种与之进行战斗的方法。不论这种方法是重建国际机制，还是改革以及改进这些机制。但是，华盛顿不能无所事事，让这些国际机制的限制束缚其外交政策的选择。这样，“布什政府的战术可能并非是正确的，但其整体战略是正确的”。

米德高度评价布什的领导才能及其所制定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他明确指出：“9·11”事件以后，布什总统正确地认识到，美国外交政策正处于杰克逊派所主张的某个时刻；布什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全面而正确地代表并指导着美国人民”，“美国正在从政府的战略远见中获得收获，这种远见就是有能力控制重大的事态并采取富有勇气和坚实的决策，但美国同样也在为在这一进程中使用的并非最佳选择的方法付出代价。总之，平衡是明确的，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1]

新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学家也积极参加这场争论，其论点不言自明。新美国世纪的创建者之一、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卡根(Robert Kagan)强调，针对批评者所指责的布什外交政策中“理想”与“利益”之间的失衡，布什政府的政策则表明，推动中东地区的民主不仅表现的是理想主义，同时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布什相信，阿拉伯世界中的独裁统治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减少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需要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改革。[12] 《新共和》杂志的高级编辑卡普兰(Lawrence Kaplan)和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伊拉克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应该牢记慕尼黑的教训，而不是越南战争的教训。“美国不仅必须成为一个世界警察和执法官，而且还必须成为灯塔和方向”；因为在“一个霍布森的世界中是没有权威去阻止侵略，保卫和平与安全以及实行国际准则”的。[13] 为此，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者强调，“美国经验的重要性不仅在其内部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得到证明，也在美国在世界上扩展其影响力的过程中得到验证……美国人坚持美国例外论的观点，他们还深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在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者眼中，“9·11”事件转变和加速了美国的事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事业；而且，“9·11”事件不仅没有改变美国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反而加强了这种态度”。对于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卡根认为除了少数几个地方提到“先发制人”的概念外，文件本身并无什么新奇的地方；“布什政府的‘新’战略只不过是重申了美国的政策，其中有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这个宣言表明美国试图保持世界主导性的军事大国的地位，而且要强大到足以消除其他任何国家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念头。如果这不是对冷战后美国军事开支和军事能力的真实写照，那也是对冷战后美国战略计划做出的第一次公开的阐述。”因此，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扩张”，“美国寻求的是保卫和推进自由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所能想像的唯一稳定成功的国际秩序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美国人无法想像一个不用实力特别是不用美国的实力来保卫的国际秩序”。[14]

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有些政治学家对布什主义的批评异常尖锐。他们首先抨击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由此不仅批评布什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强烈批评布什主义已经和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和战略影响。这些学者在评论新保守主义者时指出，假如“乔治·布什充分理解沃尔福威茨及其助手们所推行的的大战略”，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新保守主义者空唱民主的辞令，却抛弃了民主所包含的平等、合作以及多样性的基本价值观。这些学者特别强调，布什总统及其新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所忽视的是，美国不能一方面是一个单极的霸权国家，同时又要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而新保守主义者恰恰忽视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15]

这些学者抨击布什主义中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他们指出，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是“美国例外论”最为重要的例子，而且是布什以善恶来看待世界，对国际社会实行两分法的典型，代表着与众不同的美国道德观。“也许布什主义看起来是美国精神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害怕这样的精神”，布什总统所做的是“错误的变化”。[16]

批评者批评布什政府没有汲取历史经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方法单一。他们宣称，同那些对美国产生危害或对世界更为广泛的地区产生危害的暴君打交道，威慑以及其他更为有限的外交、经济以及军事制裁是可以使用的诸多选择，如同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一样，战争应该是最后的反应。以含糊不清的威胁作为采取军事行动之基础的政策，将会使美国以极其浪费的方式耗费生命和财富。[17] 显而易见的是，布什政府已经抛弃了美国建立起来的进行和赢得冷战的的安全基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军事在外交决策中日益增长的影响以及使用军事量作为决策中首要和唯一的手段，都表现出特别的担忧。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仅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且还可能产生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悲剧性的错误。[18] 对布什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们尤其批评布什政府的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