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高度关注；而杜鲁门时期美国决策者在中东问题上所形成的意见一致，为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说，这一时期的中东问题要比其他国际问题和国内预算问题重要得多。在一个一直由西方控制的地区，埃及的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独立的埃及的出现，不仅激发了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而且为“苏联对这一地区的强力侵入”提供了条件，从而挑战了华盛顿所界定的安全利益。[①] 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如何控制和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扩展，如何处理西方需要中东石油资源的利益同这一地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艾森豪威尔主义成为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此后美国政策的重点转向大力支持以色列，以此作为实现美国政策目标的关键力量。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2号文件到巴格达条约组织
战后初期美国对中东地区战略重要性的考虑主要出于以下两点：首先，中东地区的石油对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次，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填补由于英国力量的撤出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美国考虑对这一地区的“北排”(northern tier)国家如希腊、土耳其以及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权抵抗可能出现的苏联的扩张。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制定的第5/2号文件正式承认，将中东国家纳入西方的阵营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性。[②] 但对于如何评估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如何确定美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决策者内部出现明显的政策分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7年底认为，中东地区对美国的利益而言是“重要的”(critical)，而非“至关重要的”(vital)。军方主要担心对中东地区重要性的界定可能会导致美国承担防卫这一地区的责任，他们希望英国应继续承担防卫东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主要责任。而国务院的官员则主要从政治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希望美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在开罗举行了一次有关中东政策的会议，与会者基本上同意以下结论：“中东地区极易遭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利用”，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天然抵御力”的软弱或缺乏这种“天然抵御力”，这些“天然抵御力”包括“宗教、现代社会体系、蓬勃发展的经济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结构”等等。[③] 在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看来，只要美国同英国和以色列保持距离，并将马歇尔计划扩展到阿拉伯世界，这种“天然抵御力”就会形成。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George McGhee)在1950年6月指出：“如果我们希望保持这一地区的非共产党政府持续稳定的话，经济援助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因此，国务院从一开始就主张，“把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防卫”对美国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④] 但军方的政策主张无疑在当时美国决策者中占有支配地位。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美国希望英国继续承担中东地区的防卫责任。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方面担心苏联会进攻中东，迫切希望美国能够在中东承担更多的军事防卫义务。为此，美英两国1950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专门会议探讨上述问题，英国方面的请求遭到美国的拒绝。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1950年10月和11月制定的应对“
国务院依然坚持要从更为宏大的冷战的角度制定中东政策。从1952年春天开始，国务院开始考虑如何应对共产主义对中东民族主义的影响，并以此作为重新审定中东政策的出发点；因为国务院的专家认为，中东地区的城市中产阶级在他们的国内权力斗争中，正在利用民众的仇外情绪。2月，接替麦吉的伯顿·贝里(Burton Berry)警告说，如果仅仅把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反美的、反西方的，或者把它视为同西方世界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那将会冒招致苏联和共产主义夺取这一地区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风险。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显然不同意上述分析，他指出，如果仅仅向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许以自决的诱饵，就可以使他们获取西欧发达国家那样的品质，那将“犯巨大的错误”。同时，由于英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急剧衰落，“这一整个地区的命运已经掌握在那些靠不住的、没有前途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手中”。因此凯南强调，“如果我们决心立即行动起来，抛弃自己的那些希望获取他们喜爱的华而不实的念头，并明确表示俄国人并非这个世界上唯一说话算话的人，那么也许我们还可以挽救一些对西方地位最为至关重要的利益”。[⑦]
虽然此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防卫整个中东地区是“英国的战略责任”(a British strategic responsibility)，但也开始倾向于赞同国务院的判断，即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应是全面的，而非仅是“军事上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Paul Nitze)在1952年5月明确指出，英国已经没有能力抵抗苏联对中东地区的进攻，“他们甚至有没有能力向苏伊士运河以东最短的防线提供最低限度的防卫需求都成了问题”。[⑨] 英国也无疑认识到这一点。1952年1月邱吉尔访问华盛顿时向美国决策者表明，如果西方想守住中东地区，“最为关键的是，美国必须介入”。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同邱吉尔会谈时承认，“我们现在正处于也许是卡尔·马克思早已策划好的危局”。艾奇逊认为，中东地区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众，实际上没有中产阶级的存在，一小撮无能腐败的统治者，煽动者可以用来鼓动群众反对、并在煽动起来后加以摧毁的外国势力，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加以利用以产生一个共产党政权”。[⑩] 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决策者决定明确美国的中东政策。
1952年大选之后，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务卿杜勒斯，修补同阿拉伯人的关系将是政府的一项优先考虑。艾森豪威尔政府仍希望能够说服纳赛尔加入“中东防御组织”，于是杜勒斯在1953年5月访问埃及时，同纳赛尔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在5月12日的会谈中，纳赛尔问杜勒斯，埃及为什么必须参加中东防御组织？这个组织是针对谁的？当杜勒斯回答说是对付苏联时，纳赛尔说，尽管从概念上看集体安全是个好主意，但只要英国人呆在埃及，埃及就存在同西方进行合作的“心理障碍”，所以埃及人把中东防御组织视为“永远的占领”。纳赛尔指出：“我必须坦诚地告诉你，我不会在某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苏联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认识他们。苏联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同他们从来没有过任何争吵。如果我告诉我的人民他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敌人，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告诉他们必须忘记还占领着他们国土的英国敌人，那我将成为我的人民的笑料。如果我忘记了英国人，没有人会把我当作一回事。”对此杜勒斯表示，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基地撤退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准备，这难道无助于缓解公众的关注吗？纳赛尔强调，英国占领留下的每一个痕迹都必须彻底清除掉。杜勒斯说，他理解公众态度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埃及政府在改变人民的观念方面应该有所作为。纳赛尔对此强硬地回答说：“我们可以在任何方面影响人民，但这一点除外。”在会谈后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杜勒斯明确表示，由于埃及对英国动机的“深深的怀疑”压倒了对苏联的担忧，因此让埃及加入一个反共条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杜勒斯表示了更为强烈的悲观的看法。他指出：埃及的局势比国务院普遍认为的更为严峻，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公开的敌对行为。[⑬] 因此在6月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明确表示，“中东防御组织”计划已寿终正寝；虽然如此，杜勒斯对中东局势并没有完全失望，他指出，中东的一些国家同美国的想法还是一致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表示支持集体安全，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可能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杜勒斯强调，伊朗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明显的软弱点，将成为北排国家强有力的防御安排”；如果能够保住伊朗，北排计划就会成功。[⑭] 在“中东防御组织”计划失败后，美国决策者明显转向了推行杜鲁门政府时期酝酿的“北排”方案。
杜勒斯在1953年的中东之行后发现，中东人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势力以及反对以色列的情绪非常强烈，他担心同英、法、以色列走得太近会使美国失去阿拉伯世界，他建议“必须重新获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显然同意杜勒斯的判断。在1953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相信，一旦苏联在中东地区获取实际的立足点，那将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的紧张局势，对西方的敌对情绪可能会蔓延到整个阿拉伯世界，并极有可能使之努力清除西方的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5/1号文件进而强调，这种局面“不仅有可能影响西方获得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战略行动的权利和基地，而且还会扩展到清除西方所有的影响”。因此，英国要维持在埃及的存在从政治上说是不可能的。文件建议，为保持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向英国提供援助的计划，包括提供军火。[⑮] 1954年7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8号文件，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基本构想，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形成做好了政策设计上的准备。文件认为，为了防止由于苏联影响在阿拉伯世界的扩大而造成的西方利益的受损，美国应在中东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文件强调，美国要努力建设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在内的“北排”，同时将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引导到有序的渠道，不要让他们与西方为敌，美国应加强沙特阿拉伯的特殊地位，如可能，扩大对埃及的援助，阿以争端由联合国解决。[⑯] 但是，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如何控制和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和苏联势力的扩展，就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
正当美国对埃及的政策进退两难的时候，纳赛尔通过向美国要求提供军事援助，主动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国务院在1953年11月把向埃及提供2500万美元的报告递交给杜勒斯。尽管招致国会中亲以色列议员的反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1954年7月底还是决定向埃及提供4000万美元的援助，军援和经济援助各占一半。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如果对纳赛尔加以“适当的扶植和教化”，他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向埃及做出提供援助这样的“特别姿态是值得一试的”。[⑰] 杜勒斯批准了国务院的报告，并派两名官员前往开罗同纳赛尔商谈具体事宜。但纳赛尔在同美国官员会谈时却改变了态度，他宣称自己不会在这个时候接受美国的军援，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因为他的政敌将会发现这样的交易，并会攻击他把埃及出卖给了美国。当美国官员询问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美国的军火时，纳赛尔回答说：当1956年“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才会考虑同华盛顿进行这样的谈判。但到1954年年底，纳赛尔再次改变了主意。他向美国方面表示，正在变化的局势使他相信，美国的军火对鼓舞埃及军队的士气是必不可少的，埃及迫切需要军事援助。不过纳赛尔这次强调，虽然从政治上考虑不可能签署正式的《共同防御援助计划》，但他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一封包括立法机构所需要的一切要求之内容的私人信函。
然而，纳赛尔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使美国决策者非常不快。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研究纳赛尔的上述请求后，杜勒斯答复纳赛尔说：由于纳赛尔的所作所为，先前准备援助埃及的拨款已经重新分配；如要获得国会的重新拨款，埃及就必须接受《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条件和要求。[⑱]
美国中东政策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954年4月。当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而美国和伊拉克也签订了一项美国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当巴基斯坦在1954年年底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后，由于土耳其在同年年底也加入了北约，从而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为一体。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组成了巴格达条约，因此就将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地区连接成为一条针对苏联的军事链条。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一直向埃及施加压力。纳赛尔抱怨说，“这种反复要求缔结条约的要求只能使过去的怀疑一直存在”，那就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怀疑。他警告说，共产党人将会利用这样的怀疑。
1955年3月，纳赛尔通过同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签订条约来对付巴格达条约。
与此同时，美国和埃及有关军事援助的谈判毫无进展。纳赛尔反复表示，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援助，他将寻求苏联的帮助。美国决策者认为他在虚张声势，但事实恰恰相反。巴格达条约的缔结、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以及美国提供援助的迟缓都使得纳赛尔开始倒向苏联。1955年9月，埃及同捷克达成一项军火交易。另外，埃及还同苏联达成协议，用埃及的棉花换取苏联的喷气式战斗机和双引擎轰炸机。美国得知后迅速通知埃及：如果它取消同苏联的协议，美国将立即提供武器装备，但这一建议遭到纳赛尔的拒绝。
纳赛尔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杜勒斯愤怒地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掐死他。”[⑲] 埃苏武器交易虽然使美国决策者恼火，但考虑到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美国并不打算采取公开的惩罚行动。因为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惩罚纳赛尔只会使阿拉伯世界疏远美国，并使之倒向苏联，因此美国“绝不能允许事态向这一方向发展，因为中东地区的石油对北约和西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杜勒斯在1955年10月同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会谈时明确表示，他倾向于在目前对纳赛尔妥协，“目的在于观察一下那里的事态发展……我们现在不能采取任何威胁或过激的行动”；因为杜勒斯相信，“埃及作为一个中立国，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卫星国更能让人容忍一些”。[⑳]
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开始重新考虑整个中东政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对埃及的政策。除了对付苏联的威胁外，中东石油的重要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56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东的石油“对自由世界是生死攸关的”。艾森豪威尔也认为，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对整个欧洲都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如果这些石油供应被切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将会崩溃。如果欧洲国家的经济崩溃了，那么美国将会处于困难严重加剧的境地”。这样，到1956年春季的时候，经过美国决策者对中东民族主义性质的重新判定，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决定性地转向反纳赛尔的路线。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所明确指出的：“阿拉伯的中立主义实际上是有利于苏联集团的，因为它的目标是针对西方业已确立起来的地位。”[21]
艾森豪威尔此时判定纳赛尔已成为“完完全全的绊脚石”。[22] 1956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检讨美国的中东政策，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务院的题为《近东政策》的备忘录。杜勒斯说，由于政府不能说服纳赛尔在以色列问题上妥协，他建议对埃及的政策应该从说服转向强制。至于埃及同捷克的武器交易，杜勒斯指出，应该让纳赛尔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同苏联做交易的同时获得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不过杜勒斯强调，对纳赛尔施加压力必须谨慎从事，应避免同纳赛尔的公开决裂，以免把他“无可挽回地推到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同时还应为纳赛尔同西方发展良好关系留下退路。至于如何惩罚纳赛尔，杜勒斯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严厉的贸易政策，减少经济援助，拖延阿斯旺水坝计划的谈判，对《巴格达条约》给予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对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以诱使这些国家疏远开罗。杜勒斯还主张对埃及采取某些颠覆行动。[23] 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杜勒斯的分析和建议，并授权国务卿立即采取行动。在艾森豪威尔看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纳赛尔不断增长的野心，在于他由于同苏联人的联合而获取的权力感，在于他具有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真正领袖的信念，在于他拒绝每一个旨在调和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冲突的建议”。艾森豪威尔主张，美国应选择另外一人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沙特国王萨乌德(King Ibn Saud)就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反共资产”。[24]
苏伊士运河危机和艾森豪威尔主义
此时，围绕着埃及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角逐。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快速地从农业国跨入最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一个非西方的强国以工业革命的方法自己武装自己来应对始于西方的工业化的挑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这种发展是通过“残酷而野蛮地对待人民”、通过“完全蔑视人权”、通过“使用奴隶和强制使用工人”而实现的。苏联模式的巨大影响在于，“它使得亚洲和非洲新近独立的国家相信，如果它们没有获得不再依赖过去的殖民统治者的相应的经济力量，它们就不能取得完全的独立”。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一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全力同埃及达成关于水坝的协议……而埃及人也有可能接受苏联的帮助……在埃及如果出现来自自由世界的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的话，那将会对埃及产生很大影响，使其留在自由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西方还可以利用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促使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阻止苏联对纳赛尔产生更大的影响。[25] 鉴于埃及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位领袖，它倾向一方或是另一方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阿斯旺水坝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发展和民主可以共存并可以相互促进的机会。阿斯旺水坝的计划“对美国的安全而言完全是必不可少的”。[26]
1955年12月16日，美国、英国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的计划。美国将向为期5年的前期工程提供5600万美元，英国提供1400万美元；世界银行将向为期10年的后期工程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利息是5.5%。美英两国政府还表示在前期工程完成后可继续考虑向埃及提供1亿300万美元的贷款。埃及方面将为修筑水坝出资9亿美元，用当地通货支付。由于美英提供贷款的同时还提出了附加条件，使得纳赛尔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美国人觉得可以通过阿斯旺工程的规模和费用牢牢控制住埃及，而工程所持续的周期又为美国人削弱苏联在埃及不断增长的势力或推翻纳赛尔的统治提供了时间”。纳赛尔拒绝了西方提出的附加条件，与此同时，苏联在1955年12月重申向埃及提供建坝援助的承诺，使得纳赛尔有其他的选择。[27]
美国向埃及提供阿斯旺水坝援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可以以此促使埃及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纳赛尔却拒绝这样做。不仅如此，纳赛尔还在1956年5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举动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是完全不能忍受的。杜勒斯对埃及驻美大使表示：埃及的承认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局面”，纳赛尔会发现，“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难让我们同埃及保持友好关系的了”。[28] 美国决定取消阿斯旺水坝贷款来惩罚纳赛尔。1956年7月19日和20日，美英两国先后宣布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援助。针对美国的决定，纳赛尔激动地说：“这不是取消贷款的行动，这是对一个政权的进攻”。7月24日，纳赛尔再次表示，“我们绝不能容忍实力和美元的控制”，他发誓埃及永远不受华盛顿的主宰。纳赛尔采取的行动就是在7月26日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对埃及的行为，美国军方强烈主张采取军事行动。在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第二天，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Nathan Twining)宣称，从军事上讲，埃及对“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水道”的处理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应采取行动“确保运河置于友好的和负责任的政权的控制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建议，除外交措施外，美国必须制定军事反应的紧急方案，“及时地采取有效行动是必要的”。
美国国会对纳赛尔的行为进行猛烈的抨击。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塞勒(Emanuel Celler)指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一直对纳赛尔采取“绥靖政策”。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多恩(William Dorn)说，美国对纳赛尔的政策就是一个“用金钱购买朋友的荒谬政策”的例子，“现在，就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条件给他钱建造阿斯旺水坝，纳赛尔这个独裁者就准备同俄国人站在一起，还有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认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是纳赛尔同苏联人之间的一个巨大阴谋，“是精心策划的旨在削弱西方影响力以及掠夺这一地区财产的计划的一部分”；如不加以制止，其他国家将起而效法。詹姆斯·罗斯福警告说：“让我们彻底认识这个人吧，他打着中立主义的幌子……试图削弱和摧毁西方世界在地中海、在中东以及在整个非洲的地位”。共和党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威利(Alexander Wiley)认为，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巨大危险并非在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本身，而是在于它所制造的一个先例，即如果纳赛尔成功地攫取了运河，还有什么能阻挡那些产油国家的领导人把油田国有化？[30]
艾森豪威尔本人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他在7月31日致函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考虑。他指出：“我们承认运河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的价值，也承认有可能为保护国际权利最后只好使用武力，但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召开一次由1888年条约的签字国和其他海运国家参加的会议，对埃及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以保证运河将来的有效运营。”艾森豪威尔强调，这样的会议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如果不尝试这样做而使用武力，“近东和北非各国的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亚洲和非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将团结起来反对西方”，由此而产生的敌对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内都无法消除。因此，此时哪怕是有考虑使用武力的念头都是不明智的。[31] 另外，军方和情报机构对苏联在中东的战略意图的估计，这也是艾森豪威尔不愿冒险的重要原因。雷德福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担心的是，苏联可能希望西方同纳赛尔发生“重大的敌对行动”。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已向埃及保证准备全力支持纳赛尔，哪怕是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杜勒斯也相信，苏联通过向阿拉伯人提供援助，来利用目前的局势。[32]
为此，艾森豪威尔决定派杜勒斯前往伦敦，同英法两国领导人商谈对策。在8月1日的会议上，杜勒斯提出了美国的方案：“把运河交给一个国家支配而不受任何国际控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援引1888年君士坦丁堡条约作为讨论的基础，以免与巴拿马运河问题纠缠在一起；武力是不得已采取的最后办法，但如果其它方法全部失败，美国不排除使用武力；我们应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国际管理运河；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我们应设法使三分之二的多数接受英法美三国的意见”。美国的目的很明确，用杜勒斯的话来说，那就是要寻找一种方法，“让纳赛尔吐出他企图吞下去的东西”。[33]
8月12日，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一起会见国会主要议员，通报杜勒斯的伦敦之行和美国对埃及的政策设想。杜勒斯把纳赛尔的个人野心同西方石油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纳赛尔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如果可能还想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人，尽管这看起来不现实。正如近来事态发展所证实的，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手段，纳赛尔用武器、宣传以及所拥有的一切攻击西方，纳赛尔决不会止步于苏伊士运河，他还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中东的石油对付西方。纳赛尔的《革命的哲学》如同纳粹的宣言一样。杜勒斯声称，他“完全相信纳赛尔已经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和执迷不悟的人”；如果纳赛尔实现了他的野心，那将会导致西欧处于依赖的境地。由于大西洋联盟三分之二的石油要通过苏伊士运河，因此，“如果西欧感到不能自由获取中东的石油，那几乎是不能容忍的”。杜勒斯强调，英法已经把这个问题视为“生与死的问题”了。
艾森豪威尔同意杜勒斯的分析，也把纳赛尔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为纳赛尔的言论让他想起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毫无可信之处。他强调：“我们不打算袖手旁观，不会让这个人做了他正试图做的事情而溜之大吉。”至于苏联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过程中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承认苏联并没有直接卷入，但毫无疑问苏联会利用这个机会“浑水摸鱼”。[34]
不过，美国决策者决定以和平手段解决运河危机，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此时临近大选，艾森豪威尔希望英法在大选过后再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麦克米伦9月访问华盛顿时都明确表达了这个意见。杜勒斯在9月15日向麦克米伦指出，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削弱纳赛尔，这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实现，因为这些手段要比军事手段更为有效”。杜勒斯强调，到目前为止，苏伊士运河问题在总统选举中还不算什么，如果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那将对大选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杜勒斯告诉麦克米伦，如果英国准备采取激烈的行动，最好等到11月6日大选结束后。[35]
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起进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英法第二天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埃及或以色列不在12小时内停止军事行动、各自从苏伊士运河两岸撤退10英里、允许英法联合部队暂时占领运河的重要地区以保证运河的通畅，英法部队届时将进行干预。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非常恼火。除上述理由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英法的行为还破坏了谴责苏联干预匈牙利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听到以色列进攻埃及的消息后，把它同1949年“失去中国”的错误相提并论；他对杜勒斯说：“福斯特，你告诉他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们要实施制裁，我们要把问题提交联合国，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终止这件事。”[36] 在杜勒斯看来，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正在瓦解，“可是在埃及发生的行动，使我们等待已久的在东欧的成功成为泡影……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步英法在亚非殖民主义的后尘，还是同它们分道扬镳，这真是一场灾难”。[37] 美国决定在联合国采取行动，防止苏联插手中东的战争。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实现停火。同时，美国还决定对英国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英国采取停火的实际行动。美国对战争的反应主要是出于对“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传统野心”的考虑，如果美国不采取“公正的态度”，共产主义就会席卷整个中东。
如何应对战争后中东的形势，填补英法留下的权力真空，美国决策者的对策是宣布“艾森豪威尔主义”。1957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同国会领袖会谈。艾森豪威尔强调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他指出：“显而易见，苏联的目标是权力政治，夺取石油，切断运河和中东的输油管，这些已严重威胁到西方文明。”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已经在这一地区无力对付苏联，“现存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填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美国在中东的朋友所渴望的，“是美国现在重新保证美国准备提供帮助”。艾森豪威尔概述了准备提交国会的咨文，希望国会授权他在特殊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使用经济援助资金和使用美国部队。他请求国会将他要提出的咨文作为国会会议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他指出美国必须让全世界知道，如果需要，美国将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强调他尊重国会的宣战权，但现代战争可能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国会授权他动用军队在中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挑战，这种权力将会很好地用来威慑侵略，这样就会永远不会动用这种权力。[38]
杜勒斯在第二天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详细介绍了艾森豪威尔的咨文。杜勒斯说，目前中东的局势极度危险，“作为最近英法行动的结果，那里存在着一个权力真空，如果我们不找出方法支持这一地区的自由国家，向他们重新做出保证，并给予他们力量……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几乎肯定会被苏联共产主义所攫取，由此对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安全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总统所要求授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和保护中东地区同美国合作的国家的“领土独立和政治完整”，保护这些国家“对抗来自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的武装侵略”。针对国会中存在的批评，杜勒斯在发言中还利用了国会中亲以色列的情绪，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能使自己在这一地区保持强大，我想那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死亡。”[39]
这个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在众议院以355票对61票获得迅速通过。在参议院的辩论中，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反对在中东问题上给总统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另外一些参议员还认为这一政策具有针对以色列的意图而损害西方的利益。最后，参议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外交解决并没有给中东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向中东地区的西部和东北部迅速扩展，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对法国统治的暴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对纳赛尔的野心存有疑问，美国还是迅速承认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此后不久，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叙利亚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越过边界向黎巴嫩派遣军事人员。美国长期以来在黎巴嫩这个基督徒和穆斯林各占一半的国家有着传统的利益，而这一利益由于石油政治而得以大大提升。因此，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国际上产生了复杂的反响。埃及和叙利亚表示公开反对，黎巴嫩的夏蒙政府欢迎艾森豪威尔主义，准备接受，巴格达条约的四个穆斯林成员国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表示满意，并表示全力支持他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随后爆发的约旦四月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为考验和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从约旦危机到黎巴嫩危机：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考验
1957年4月，约旦国王侯赛因(King Hussein)认为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到他的王朝，将“亲苏”和“亲纳赛尔”的首相纳布西解职(Premier Nabulsi)，国内发生了总罢工，继而引发了动乱。在这种情况下，侯赛因4月24日致电美国国务院，称他准备实施戒严，指责埃及对动乱负有责任，并谴责叙利亚的入侵行为，他想知道美国是否会帮助他。杜勒斯立即给予肯定的答复，他打电报给侯赛因说，只要国王需要，美国就会提供帮助。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明指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4月24日，美国将载有90架飞机、1000多名士兵的第六舰队调到地中海东岸。美国的军事威慑使侯赛因信心大增，4月26日，侯赛因宣布实行戒严，政党活动为非法，下令逮捕反对派人士，国王平定了动乱。5月1日，美国第六舰队撤回到地中海西部海域。四月危机后，美国加大对约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4月29日，美国宣布给约旦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6月美国又给约旦20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在约旦四月危机中，艾森豪威尔主义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对此杜勒斯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抽象的、可以变换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美国使用警察权力控制整个中东形势的变化及其方向，它实施的前提是所有的俄国人、所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所有的纳赛尔主义者的影响都是非法的。因此，艾森豪威尔主义在其实施的第一年内，在加强中东国家“抵抗国际共产主义阴险和持续存在的威胁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42]
叙利亚是中东少数几个允许共产党存在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叙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十分活跃，叙利亚复兴党的影响非常广泛；他们要求由叙利亚领导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反对外来干涉，叙利亚还是第一个公开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国家。在约旦四月危机期间，叙利亚谴责美国对侯赛因的支持。另一方面，叙利亚同苏联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进展，1957年8月，叙利亚同苏联签订了内容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协定。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美国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
面对这种形势，
艾森豪威尔致函土耳其总理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要他转告正在伊斯坦布尔的约旦和伊拉克领导人，美国保证当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对付叙利亚发动的侵略时，将立即提供武器，并尽快补充损失。美国还保证不让苏联和以色列干预它们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在9月初开始向约旦运送大量武器，第六舰队再次前往地中海东部，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上的驻军达到了5万人。10月8日，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如果叙利亚遭到入侵，苏联将出面干涉。10月14日，埃及军队增援叙利亚。10月16日，叙利亚向联合国控告土耳其对其进行威胁。对此杜勒斯回应说：如果发生苏联对土耳其的进攻，美国就不会采取防御行动了。
面对危机，虽然土耳其立场坚定，但中东其他一些国家反对采取军事行动和美国的介入。对伊拉克而言，战争意味着经过叙利亚的输油管将被切断，伊拉克每年2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将成泡影。约旦国王从来不希望卷入战争，所以不想参与任何反对叙利亚的行动，他借口到意大利度假去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认为美国反对叙利亚复兴党是很愚蠢的，他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争端。美国经过考虑后决定限制土耳其的行动，虽然曼德列斯不满美国的政策，但在得到美国许诺的军事援助后，放弃了进攻叙利亚的计划。11月1日，叙利亚从联合国撤回了控告，叙利亚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了。
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真正考验是1958年黎巴嫩危机。黎巴嫩是中东地区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早期是法国的殖民地，受西方的影响较大，基督教徒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同时国内还生活着势力较大的穆斯林教徒。这些穆斯林同情甚至支持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思想，主张摆脱西方影响。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流入黎巴嫩，穆斯林的势力随之有所增强。1952年开始一直担任总统的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天主教马龙派)奉行亲西方的政策。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黎巴嫩是中东少有的未与英法断交的国家之一，它还是第一个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中东国家。夏蒙的任期到1958年6月结束，他想在此之前修改宪法，争取连任，但遭到穆斯林派的强烈反对。
艾森豪威尔早前曾向夏蒙保证，一旦需要，美国将向他提供军事援助，五角大楼也制定了全面的应急计划。但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利用美国已经交付的武器，夏蒙可以有效的应对叙利亚的威胁。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认为，一旦美军在黎巴嫩登陆，这将会招致许多黎巴嫩人的愤恨，会被视为外国的干涉，也会给共产主义攻击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口实。基于上述考虑，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黎巴嫩政府应该将叙